《创意之书》连载 - 05 沟通

　　我曾在1973年到维也纳一间坐落郊外的精神病院访问莱奥·纳瓦迪尔医生。他以独创的卓越工作方式为一群特殊的病人服务。这是一些被传统治疗方法认为复原或进展希望甚微的病人。

　　我在纳瓦迪尔医生的诊室记录和观察期间的一天，一位名为汉斯的精神病人刚刚入院。他被带进诊室的时候，纳瓦迪尔医生正坐在桌前伏案工作。他看到汉斯走进来，抬起头示以欢迎的微笑，然后温示意汉斯在不远处一张小桌子那边坐下。小桌上有几张纸，铅笔和彩色蜡笔。汉斯缓缓走过去坐下，然后看着医生。纳瓦迪尔埋下头自顾自地继续工作，只是不时抬头向他的病人友善地微笑。这位病人汉斯显然没有被要求做任何事。就这样大约过去了一个小时，导医人员来到诊室将汉斯带回病房。几天后，汉斯又一次来到诊室，像上次一样在那张小桌旁坐下。半个小时过去的时候，汉斯慢慢腾腾、面无表情地从小桌上拾起一根铅笔，拿在手里玩了一会，开始在纸上乱划。在这一次临近会面结束的时候，纳瓦迪尔医生从办公桌前起身，走近小桌边，对汉斯的涂鸦显出盎然的兴趣。他把汉斯的画拿起，用胶布把它贴在了诊室的墙上，脸上是真诚的赞许和欣赏的神色。再接下来一次的来访，汉斯刚一走进诊室就看到自己墙上的那幅画，他似乎意识到来到这个房间的每个人都会第一眼就看到它。这次在小桌旁坐下又盯着桌上的白纸看了几分钟后，汉斯拿起一支蜡笔，在纸上慢慢涂了起来。这次画纸上的笔迹显然比上次多了一些。

　　见面结束时，纳瓦迪尔又走到小桌边，拿起画贴到墙上，紧靠着汉斯上一次的那幅。几天后我在诊室里和纳瓦迪尔医生谈话的时候，意外瞥见汉斯正在走廊。当他经过门口时，我看见他正看着自己贴在墙上的画。纳瓦迪尔也瞧见了他。这时刚好有另一位病人在诊室，医生示意汉斯进来，向那位病人赞许地介绍汉斯的画作。医生对两位病人说，随时欢迎他们邀请朋友来到诊室看画。接下去渐渐地，汉斯与另外几位接受纳瓦迪尔医生诊疗的病人们一样，在涂鸦画中逐渐出现叙事情节，也开始显现情绪、苦痛，而画画这个行为似乎为他们带来着宁静和安抚。这些画成为了汉斯与纳瓦迪尔医生和其他病人们交流的途径。

　　如此几个月后，汉斯（包括另外几位病人）的画作越来越多，这些画被悬挂在维也纳的艺术馆，以“原生艺术”之名特别联合展出。开展那天，汉斯和其他病人们会离开他们的医院，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巴士前往维也纳市区，出席自己画展的开幕酒会。他们和所有其他人一样，走进展厅，在吧台喝点酒，尝些小点心，和来到艺术馆参观的人们闲谈说话。社会地位很高的女士们、儒雅的学院教授们向汉斯表达着对他画作的衷心赞赏，询问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艺术创作的；有的观者只是静静地站着画作前看，而汉斯和病人们看得到他们脸上带着的欣赏的微笑。

　　汉斯所在的医院，一直一来把他和类似患者诊断为治疗障碍和交流障碍群体。然而这些“无望”的病人们，如今常乘坐着往返艺术馆和医院的公共巴士，不时和恰好坐在邻座的陌生老妇人或小男孩快乐地交谈。

　　纳瓦迪尔医生的工作，从单纯而深刻的人性层面印证了艺术与沟通之间的重要性。虽然，创作并不是为他人而生，有时艺术家的排外自我意识和与世隔离还赋予创作过程某种爆发力。但是一旦创作完成，一件作品就似乎具有了独立生命，需要离开作者的个人世界，去与人们交流和沟通。不管是爱人、密友、一位陌生人或是一个幼童，只要他的内心与这件作品相通，就能滋养作品的生命。否则，它只会枯萎黯淡。

　　记得我第一天上幼儿园的时候，无尽的孤独和害怕笼罩着我。在那里我遇到了有着一头美丽棕色长发的温柔的教师皮尔森小姐。她似乎马上理解了这个小男孩的恐惧。等到第一节课间休息的时候，她走到我座位旁边，告诉我她觉得自己第一天见到这么多小朋友有点紧张，还告诉我她猜大家应该都和她有一样的感觉。接着她伸手在衣兜里掏出了一支很大的红色蜡笔，让我在纸上画点什么。

　　在接下来的整个上午，我一直不停地画画，画得天昏地暗，忘了吃午饭。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才发现上午的课程已经结束。皮尔森小姐走过来，看着我说道：“看来我的班上有一位艺术家！”当我收拾好书包准备离开的时候，她走过来笑着说：“David，你留着这支蜡笔好吗？我觉得你很喜欢画画！”

　　那天晚上当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从衣兜里掏出那支蜡笔，找到一张白纸坐到桌前开始画画。我画了一朵红色的很大的花，它的花瓣像太阳的光线一样从花蕊散发出来。然后又在下面画了一个红色的大花盆。那一刻的我觉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作品，因为在那之前我画出的东西从没有像过我计划要画的东西。睡前我小心翼翼把画折好放进了衣袋。至今白发的我仍记得那晚过后的隔天一早，母亲准备早饭时纳闷地看着我说：“我看你怎么好像等不及要去幼儿园了呢？”

　　等到了学校，我躲在一边偷偷等着皮尔森小姐身边没有别的人了，才向她走了过去。她看到我后脸上露出了我小小心目中最美丽的微笑。我把手伸进衣兜，掏出了那幅已经有点皱皱巴巴的画。皮尔森小姐边笑着问是什么边打开画纸，当她看到我的花和大花盆后，静静地、非常认真地看了它好一会儿。看完后，她弯下腰，轻轻地吻了一下我的脸颊，说她会一直留着这幅画，这样即使我长大毕业了她也可以记得这位小艺术家。

　　随着遇到越来越多的不同的人，我们对交流的需求会从最简单的阶段发展为更复杂的沟通和相互理解。我们先是与尊敬和欣赏的人分享看法，接着便希望那些刚结识不久的人们也理解想要表达的思想。相熟的朋友总会更快体会到我们希望传达的内容，因为他们对于作者本人早已熟悉。而陌生人便有可能对我们的表达无动于衷，或是不能接受。当我们怀着热切的心情希望用作品与他人连接思想时却不幸碰壁，甚至遭到误解，作为作者确实会感到痛苦。

　　一些事永远值得记在心里：无论我们的外表多么老练圆滑，内心永远隐藏着脆弱敏感的自我；在这个物质当道的社会大背景下，要对社会交往中遇到的问题做好心理准备。

　　比如当作品被否认，或是无人问津时，艺术家会难过，也有可能陷入瓶颈裹足不前。我有幸遇到了皮尔森小姐这样一位好老师，她肯用心去体会一个幼儿园小孩子想要表达的感情。但是我没能总那么幸运。我曾经为一位朋友专门创作了一件作品作为礼物，而那位朋友收到时只是无所谓似的耸耸肩把礼物随意放到一边。我还曾经经历过，在电影节向陌生观众播放我的影片的时候，观众冲我喝倒彩。这些难捱的痛苦时刻想起来都让人头痛。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坚持和别人沟通。这是我的选择，也是我需要的。我需要通过这样的途径把我的作品带给外界，而且时常提醒自己：别人的反应是永远无法预测和控制的。收到负面回应的时候，就会想自己这么主动找不自在是不是有必要。可是最终我仍认为那是值得的。了解每个人都有权脆弱和难过，了解做出选择后就要接受后果，了解自己的热情和别人的不热情是相互独立的两码事——然后就坦然多了。

　　我仍偶尔期盼着能再遇到一位美丽的皮尔森小姐：她静静地看着我们的作品，认真地体会着作品中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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